西部某偏远地区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校长告诉我，他们学校目前没有专职科研岗，所有博士进来都需要既从事教学，又从事科学研究。而且他说，这样的情况并非是个案，他了解到很多兄弟院校也是如此。

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我们联系了该校六位博士，仅有四位博士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，其中一位博士因为个人原因退出了我们的访谈名单。因此，我们只访谈了该校的三名博士，他们分别是程诚、李菁、沈霄，听听他们在普通高校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程诚：学生眼中的“水课”博士

程诚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，然后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博士后，回国后到了一所小城市的普通高校任教。他初来乍到，学校领导和同事都对他给予厚望，希望他尽快在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，并且尽快申请到国家级课题。

他说，这只是学术上的要求，教学压力还极大。一个学期需要给本科生、研究生带4门课程。他无奈地表示，以前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，课程任务过于繁重，有点吃不消。他一直希望能够给学生上好课，不辜负学生们那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神。当然，也有“老道”的同事好意劝他，教学不必太较真和认真了，重心放在科研上，不然两头抓，两头都抓不住，还把人搞得很疲惫不堪，难看得很。

然而，他内心的信念不允许，学校也不允许。他向我提到自己以前的经历，本科、硕士阶段都有很“水”的课程，老师照着PPT念，看起来就像准备极其慌乱的样子，只是又必须给学生上课，老师那种状态，完全像是赶鸭子上架。他作为一名学生，坐在下面很难受，那时起他就暗暗发誓，以后自己某一天当了大学老师，要对学生高度负责，成为学生心中受欢迎和值得尊敬的老师。为了自己内心的信念，他到大学任教后，花费了许多时间在备课上；但是他感觉要教好一门课程实在太难了，何况是四门课程，新教师面临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。他气馁地表示，自己已经很努力，但是依然做不好。

程诚入职的这所大学，十分看重教学。每到工作日，学校教务处都会通过各个教室的高清摄像头，查看教师的教学情况，而且时常派教学督导组到每个教室巡查、听课，教师的心理压力极大。他提到自己入职半年后就被教学通报了一次，那一次是课堂上有极个别的同学在玩手机，教务处通过监控发现了，就将“某某老师的某某课堂存在学生玩手机的现象”写到了教学通报中，全校领导、师生都可以看到。他那一刻，委屈到哭，但是又得很快擦掉眼泪，假装坚强起来，不然真的会让别人误以为北大的博士也太脆弱了。

程诚告诉我，学校对教学的管控极其严格，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傀儡。虽然课是自己讲的，但是所有的一切教学事务都在学校的严密安排之下，他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，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。他对学生说，“真羡慕你们，好想做学生啊”。班长苦笑一声，说：“程老师，我们可难啦。”学习委员和其他同学应声附和，他不好再说什么，大概这就是围城吧。

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了，但还是有部分学生对他的课程不满意，甚至极端的学生在学校贴吧抱怨，“某某学院程老师的课，真无聊”“听说他还是博士，北大的呢，课上成个翔”“洗洗睡吧，混到课程结束就行啦”。团支书和他的关系还不错，就将这些言论告诉了他，他当时表示没事，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；但是团支书走后，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沉默良久。他说，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很失败，自己也沦为了学生眼中的“水课”老师。

除了难熬的课程，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都一直催促他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，但是他心中苦闷得很。学校的实验室极其简陋，虽然校方也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，但是实验设备依然跟不上。学校领导也有怨言，说他们学校本来就不受省里重视，没啥钱，还欠银行好几个亿，而且引进博士又花了一大笔钱，哪里有钱搞建设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说到这里，领导话锋一转，就告诉程诚，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把学校的科研搞上去，而且学校花了许多引进费，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，另外还不忘敲打一下，“你进校一年了吧，没看到啥像样的成果，要努力”。程诚苦笑，教务处督促博士必须把教学搞好，否则等着上教学通报，以及教学评价不合格。科研处这边又要求博士是高端人才，必须申请到国家级课题，发重量级论文。程诚说：“什么都要搞好，我是人，又不是神。”

李菁：又要鸡下蛋，又不给鸡吃饭

李菁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博士毕业后直接就到了这所学校教书。她告诉我，自己最初的想法就是去一所差的院校，躺平，真的不想内卷，这些年一直在卷，真的累了，身心俱疲。但是，她到学校后发现自己判断严重失误，这所学校的压力可不比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压力小，可笑的是，压力上来了，硬件严重跟不上，数据库也严重不足，想做好一项研究，可以说比登天还难。她直言不讳地说，她的博导很早以前就说过，国外的研究早已经证实了，学术发表存在严重的等级制度和区隔，学校的声誉对学者论文发表有极其关键的影响，尽管质量也很重要。李菁所在院校不仅没有丰富的数据库，而且在全国众多高校中，排名也属于末流，试图产出权威期刊论文，不能说完全不可能，只不过有点像做梦一般，太不真实了。

李菁的重心在家庭上，她认为，没有必要那么卷，争那么多有什么意义，家庭还是最重要的，孩子有母亲的陪伴，老公能吃上可口的饭菜，这可比其他事情要强一千倍、一万倍。不过，学校是不可能同意她躺平的，她也无奈地表示：“每个人都看不起平凡的生活，但是如今这个社会，需要很努力很努力，才有可能过上平凡的生活。”

像程诚一样，学校也对李菁给予厚望，时常说“C9高校的高材生，要起到带头作用”。在我们访谈她的时候，她一共上了五门课程，这些课程有的她很不熟悉，不是她的专业领域，但是学校和学院分配，她说虽然有点自主权，但是不多。她说道：“学校怎么排课，你就怎么上。”这是学校的传统，也是学校的惯例，不喜欢，得忍着。

她也感觉，讲好一门课程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，不仅要认真研究教材、辅助资料，要制作精美的PPT，要调动学生的激情，让他们参与进来，还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，授课法和互动探究都不够了，传统的PPT演示也不够了。她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老师，感觉好难好难，总有一种特别孤独、无助的感觉。学校对博士在教学方面提了各种要求，但是又没有多少支持。李菁说，至少应该有什么团队帮助新教师顺利适应高强度的教学环境，帮助他们讲好课，而且给他们足够的情感鼓励。可是，这些都没有看到，动不动就是教学通报和扣钱，好像这样就能提高教学质量一样，有点好笑和荒谬。

对于科研，她说，学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和教学同样的问题，提出各种计划、目标，但是支持手段却支支吾吾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院领导层。李菁表示，自己的研究领域，领导们都不懂，虽然他们也很热心，想做点什么，就是做不了，其他博士也不懂，自己有点单打独斗，不知道该向谁请教，也不知道该找谁合作，太难了，还要求博士出很多成果。万一出不了，学校还觉得博士能力太差，真是看走眼了，怎么会引进这么一号人。

访谈结束，李菁觉得科研和教学真的搞不定，她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，眼神里尽是迷茫和不安。

沈霄：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深渊

沈霄博士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，他说，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深渊。我们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博士的深渊，好不容易爬了出来，当然还有很多人爬不出来，比如有的博士生抑郁自杀，有的被退学，有的心灰意冷辍学，有的陷入癫狂状态，疯掉了。即使很幸运，从深渊中挣扎着出来了，又跌入到另外一个深渊。

在我们访谈的三位博士中，沈霄可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。他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在权威期刊发表了三篇论文。要知道，这在普通院校要取得这样的佳绩，非常难。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他现在依然是讲师，仅仅是因为教学评价不合格，无缘副教授。沈霄说他算是彻底放弃了教学，虽然还跟不少学生上课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故事还得回到他刚入职那会儿。他说那时他可是有激情、有干劲的年轻人，而且满脑子的理想主义，既想轻松拿捏繁重的教学任务，让学生满意和崇拜，又想在科研上出彩，受人器重和尊敬。但是，后来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，还是太年轻了，他觉得时间太有限了，教学相当耗精力，除非你就是没打算上好课，或者马马虎虎凑合。真的要讲好一门课，学问太深了。最开始，他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，但是终究做不到，上完后身心俱疲，累得瘫软在床上，什么也不想思考，什么也不想做，只想睡觉。这种状态让他很难搞好科研，入职一年以来，科研相当不顺利，年终考核时，领导找他深谈，督促他尽快出成果，出好的成果。

他走出领导的办公室，陷入了沉思，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改变策略了，否则真的废掉了。他思考良久后，采取的策略就是教学打算“划水”，通俗点讲就是不认真上课了，糊弄过去就行，比如他举了个例子，下午第一节课、第二节课要上课，他就提前20分钟，突击把PPT做好，然后随时关注课堂时间，熬满90分钟下课就行啦。

这样做，学生们当然满腹牢骚，对他的课程极其不满，学校贴吧上甚至关于他的话题是最多的，评论也是最难听的。而且，学生还向学校投诉，学校有关领导多次对他进行训诫，但是他似乎已经不在乎了。他深信时间管理原则是，专注最重要的目标，在最重要的目标上，投入最多的精力，其他跟重要目标关系不大的任务，可以不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产生80%的行为，这就是“二八法则”。

虽然，他听到学生的各种负面评价，也会很难受，但是他觉得根本没有办法，只能牺牲学生们的利益，对不起他们了。采取这样一种策略，他确实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就。我问他是否很开心，他说不开心，甚至想哭。我疑惑不解，他提到，学生们都交了学费，都希望能够从老师那里学到真本事，这是他们的愿望，也是家长的期望。而且，学校里很多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一般，父母脸朝黄土、背朝天，省吃俭用，供他们求学，没有想到遇到他这样不负责任的老师。他内心依然很自责，甚至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，觉得自己作孽太多，罪孽深重。另外，他这些年太过刻苦，虽然学术上做得不错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损伤极大，体检时查出很多毛病，不得不让他担忧起来。

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，他的脸上无光，没有任何喜悦的神情。我长叹一声，感叹真的不容易。

在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即将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已经离职了，去了一线城市的一所民办高校。我问他为什么会去民办高校，他说自己也不知道，就是已经和这所学校谈好，规则他来定，想教学时就教，不想教时就不教，即使想教时，只能给安排一门课程，不要太多。三年之内不要有考核任务。当然他也给自己提了一些要求，会将课上好，让学生们满意，三年之内可以自由探索，不会因此感到惶恐，希望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。民办高校的领导欣然同意，并且帮他偿还了因服务年限不满所罚的钱。

挂断电话，我觉得他或许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方向。